“购买常规科研设备需等待两个月审批，然而采购一台价值1500万美元的世界顶尖仪器，校长仅用十分钟就予以批准。”
德国著名科学家沃尔夫冈·鲍迈斯特（Wolfgang Baumeister）在上海进行研究的经历令他感到非常神奇。
这位因德国“强制退休”政策而离开的邵逸夫奖得主为何最终选择了中国而非美国？在中国的实验室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冲击？
他的个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外部视角，以审视中国的科研环境现状。
德国的限制与东方的机会
鲍迈斯特教授是“低温电子断层扫描技术”的先驱。这项技术就像给细胞内部拍摄3D电影，让科学家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构成生命极其微小分子机器的工作机制。因为他的开创性工作，他荣获了2025年度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他的研究直指人类健康的重大挑战：2型糖尿病的分子机理。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为何要在他事业后期远赴中国呢？
答案在于德国存在的那道无形的“年龄之墙”——强制退休制度。尽管鲍迈斯特教授现年78岁，在德国的工作合同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并得到了延期批准，但他仍渴望继续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项目。
正在这时，中国科学界的同行向他发出了真诚邀请：“既然在德国有限制，为什么不考虑来中国延续您的科研工作呢？”
这个建议恰逢其会。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永久移居美国。对于一个仍然与欧洲有深厚联系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负担。
中国的邀请则显得更为灵活。上海科技大学明确告诉他：“您可以自由往返。”正是这种承诺打动了他，最终他选择了加入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并在一年内完成了六次中德之间的往来。
在中国实验室：繁琐的行政与高效的决策
初到上海时，鲍迈斯特教授感受到中西学术环境的文化差异。
习惯于德国“科学家主导”体系的他，在这里发现大学的行政委员会拥有更大的权力。当他需要购置普通实验设备时，通常需要由一个非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决策。“这往往是在浪费时间。”他说。
然而当鲍迈斯特教授需要购买一台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的顶级电子显微镜时，他原本以为会遇到更复杂的审批流程。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十分钟与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会谈后，采购即被批准。这让鲍迈斯特教授对中国科研决策体系有了全新的认识。“重大事项往往能迅速拍板决定。”他总结道。
这种在小事务上繁琐而在大问题上高效的特征，构成了他在华工作的独特体验。他意识到，在这里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投入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和魄力实现。
无形的“墙”：科学与地缘政治
在中国工作期间，鲍迈斯特教授作为一个国际学者，清楚地观察到了全球政治格局对科学界的影响。近年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科学家们带来了诸多挑战。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如果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资助，则在中国和美国同时运营实验室变得极为困难。
更直接的困扰是人员交流障碍。许多赴美参加会议或合作研究的中国科学家遇到了各种阻碍，一些公司甚至禁止员工前往中国，即便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也受到严格限制。
他的学生们同样面临着申请赴美签证越来越难的问题。“即使拿到签证，在入境美国时也可能被拒绝。”他无奈地表示。
去年12月在美国夏威夷举办的一个关于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的顶级学术会议，中国研究人员很难获得参会签证。
对此，鲍迈斯特教授感叹：“科学不应有国界之分，但现实并非如此……这是令人遗憾的。”
结语：一个科学家的选择
鲍迈斯特教授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则“西方科学家投奔东方”的简单叙述。它是一个关于个人选择、学术自由与时代局限的复杂寓言。
他离开德国，是因为那里存在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他选择中国，则是这里提供了优厚条件和继续追梦所需的自由与尊重；而拒绝美国，则是为了保留自己的全球流动性。
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科研体系的独特优势：在战略决策上的决断力以及资源投入的巨大魄力。但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其日常行政效率的不足之处。
他所经历的跨国流动困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由政治筑起的“高墙”如何影响着全球科学交流。
鲍迈斯特教授的故事表明，在理想化的科研环境日益受到挑战的时代，科学家们正努力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迁徙，寻找能让智慧最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沃土。而中国则凭借其不断增长的魅力，成为这片沃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择。
他的旅程证明，在这个理想的科学环境日益受到挑战的时代，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迁徙，寻找那片能让自己的智慧最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沃土。而中国，正以其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成为这片沃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择。（刘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