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平台用中文发布了一条帖文，分享了他访华的感受。
在最近的一篇帖文中，他写道：
“愿我们在马年一马当先、龙马精神。愿今年成为德中合作与发展之年。”这是他在参观故宫时留言簿上写下的话。
德国总理默茨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也是他担任德国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在25日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他就开启了此次行程。他是农历马年中方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
延伸阅读
有关德媒对默茨访华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
在默克尔任期内长达16年间，她曾12次访问中国，并因此成为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访华次数最多的首脑。这一记录几乎无人能破，在德国和中国均被视为衡量其对华政策的标准。
默克尔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是“政经并重”，每次访华都携同多位经济界重要人士，同时也在第一次连任后与中方达成了政府磋商机制，为双边合作奠定了基础框架。
近期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谷，在新的国际环境影响下，默茨总理在上任近10个月之后首次来到中国。此次随行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9家达克斯指数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约30位企业领袖，其规模与默克尔时期的访华团相比不相上下。
2月25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前来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
相比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此前在出访日本、印尼和印度时对中国的强硬表态，今年德国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
这是柏林的一次“权宜之计”还是长远布局？欧盟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如何？中德关系能否恢复至默克尔时期的合作共赢模式？
笔者将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此作出分析。
特朗普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转折的重要外部推力
无需过多猜测默茨个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德国官方对外言辞的变化确实在短期内明显。
在默茨担任总理前后，他的对华言论总体较为批评。外长瓦德富尔的态度更为强硬（请参考笔者先前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基于价值与规则的外交立场，强调制度差异和价值观分歧。
即便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对中国等多方发起关税战，德国的对华政策并未明显转向。相反，在安抚特朗普方面，欧盟曾不惜与中国利益为代价，接受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贸易协议。
笔者观察到，美国政府在任期间的一系列举动如挥舞关税大棒、言语羞辱和干预他国事务，并未能改变自身制度的发展趋势。
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默茨访华时乘坐的专机无法像战前那样经俄罗斯领空直达北京。这种由政治原因导致的时间延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德国对华外交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应对大国竞争”“中俄势力渗透”“确保北极安全”为由，试图通过购买或纳入安全体系等方式控制丹属格陵兰岛。这不仅折射出美国从全球主义转向单边主义与领土扩张的战略转型，更对盟友关系、欧盟利益和北极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德国媒体在默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就提醒他不要过于软弱，要以自信的姿态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明确表达德方诉求。《商报》发表评论指出，卑躬屈膝只能适得其反。
相比默克尔时代德国媒体不会担心总理在中国“示弱”，如今这种担忧恰恰反映出德国实力的衰退以及中德关系主次位置的变化。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默茨在重大正式场合，如今年1月在联邦议会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2月慕安会和基民盟“圣灰周三（politischer Aschermittwoch）政党集会，均认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终结，赤裸争霸的“大国政治”（Großmachtpolitik）正在回归。
除了看到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的机会外，欧美似乎仍然关注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性及内部裂变的可能性。依赖于对方可能出现失误的心理并不能解决自身制度的问题。
中德关系目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最一致的观点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此基础上，中方将继续追求合作双赢，并以实力为基础来回应基于规则的玩法，在互惠互利的同时保持战略主动。
之前，为了留住“山姆大叔”，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忍辱负重，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如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尝试拉近与中国的关系。
显然，默茨是在学习和模仿卡尼的做法，但这位加拿大总理对美国的“相背而行”并非自己有了“政治外心”，而是“被逼无奈”。因此，美国的西方盟友最近陆续转向中国，特朗普的“骚操作”和“瞎折腾”功不可没。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西洋联盟的“掘墓人”舍他其谁？
对华“三重定位”的失败
这个新的现实和趋势实际上也显示，欧盟委员会数年前制定的对华战略的“三重定位”已开始动摇。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为自己“盲目和无奈”地跟随华盛顿浪费了宝贵的追赶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利益代价。
实际上，冯德莱恩2019年就任欧盟委员主席后开始推行的这项举措（“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正是迎合特朗普对华战略的结果。
当时，既迫于美方的压力，又觉得受到中国实力的挑战，欧盟战略团队琢磨出这么一个“看似清晰、实质模糊”的对华战略来，目的是既能向美国交差，又能在对华关系中找到随时可以切换的自洽位置。
如今，德国和欧盟对美国的看法有了基本的改变，不敢再将其视为可靠的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对华战略自然有了调整的必要。
当然，中国在自身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自信“和对欧政策中所展示的“战略耐心”也促成了西方内部的对华转识。
中国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告诉欧盟：“我们是伙伴，不是对手”。此话在很长时间内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和“无可奈何”；现在回看，很多观察员才发现其中的妙处。反倒是冯德莱恩推行的对华“三重”定位和不久前主持达成的欧美关税协议，夯实了欧盟自己在国际政治中份量锐减的事实。
当然，说中国“躺赢”尚为时过早，且言过其实。因为德国对美国的深度失望和对华的相向而行并不等于对中国“好感”的开始，更不能说德国和欧盟彻底放弃了对华的“三重定位”，而只是再次印证了中方“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压舱石”的底层逻辑。
在股市上，股票价格会因短期非理性超买或超卖、脱离内在价值或长期趋势后，自动向均值回归。这个过程被称为““技术性纠偏”。
套用这个概念和道理，我们不妨也将默茨对华态度从“道德说教”到“回归现实”的转变，视为德国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上的“技术性纠偏”，它并不代表“系统性”基调转向和地缘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因此我们切忌过早乐观和期许过高。
默茨在慕安会现场发言
冷静看待德国对华的“转识”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媒体在报道默茨访华时，剪辑和播出的默茨言论几乎清一色都是对中国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非常专业地展示这位总理言辞犀利和直截了当的行事风格，颇有 “独立的第四权”主动配合政府公关之嫌。
其实，西方政客的许多表述是说给国内选民听的，德国的政治精英也无法跳出“政治正确”的框框。但是，人们在长期观察后也能从中看出这些政客的政治线路和价值取向。
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茨在演讲中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他对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定位。
1.对大国政治的诊断：默茨在发言中将当前的国际秩序描述为已经“崩坏”，并强调“大国政治”已经回归。在这一框架下，他将中国的行为归类为具有“战略扩张性”。 2.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他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视为对西方安全和自由构成挑战或威胁的大国之一。 3.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关键角色：在慕安会结束以及访华期间，默茨特别强调了中国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并将中国定位为俄罗斯最紧密的伙伴。 4.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尽管他强调了对话的必要性，但他在会上将中国置于欧盟既定的对华关系框架内，即中国同时是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默茨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并非是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而言，而是建立在“中国威胁”这个老生常谈的政治基调之上的。对华战略的“三重定位”虽然事实上已开始动摇，但他口头上似乎要将此推进到底。
四年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已被俄乌战争拖得不堪负荷，虽然官方还没松口，但民众的不满日益明显。在如此的民意压力下，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在援乌态度上的转变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这些国家会继续把普京视为“万恶之源”，同时也会把不积极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的第三国视为莫斯科的“帮凶”。
对此，中国不必过分在意，因为这个局面用不了太久或许就会出现变化。默茨在中国高调“肯定”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是在用“捧杀”的方式促使北京对莫斯科施加影响。
默茨反复强调的所谓“大国政治”，在更大层面上其实是指美国和俄罗斯。涉及到中国的部分更多是在影射中国统一的方式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日前，他在基民盟“圣灰周三”的政治集会上再次提及中国。中文媒体摘引的是默茨以下这段话：“战略上，我们有兴趣在全球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伙伴，尤其是那些愿意与我们共同塑造未来的伙伴，从而使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繁荣，并维持高度的社会保障水平。”
但未被转述的部分是：“我们突然看到，与中国过去三千年的历史不同，中国如今在南海以一种进攻性的方式扩建军事基地、对台湾岛进行包围，并公开宣称在必要时准备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所谓的中国统一”。
中文媒体的这种取舍报道很容易妨碍人们对德国政策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准绳作出冷静和准确的判断。
引用的那部分内容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默茨已将中国归类为“志同道合、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伙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只是在暗示并希望中国成为能使德国 “继续保持繁荣，并维持社会保障高水平”的伙伴。而未被转述的部分，才道出了默茨对中国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必要时准备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所谓的中国统一”这句话。
默茨在行前表示，他寻求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众所周知，所谓“战略伙伴”就是在求同存异和承认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他却把中国追求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称为“所谓的统一”。这既罔顾了历史事实，也反映了其对华“转识”的投机性和双标性。
由此可见，德国对华认知仍然基于陈旧的历史认知和意识形态；德国媒体、智库和政治精英多年来的信息“灌输”使德国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现状的了解严重偏离事实。这应该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并在外交对华和商务谈判中厘清这层关系。
结语
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默茨访华乘坐的政府专机无法如战前那样飞越俄罗斯领空直达北京。这种政治原因导致的“延时”，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德国对华外交的困境和现状。
德国媒体对默茨的“提醒”
在默茨尚未抵达中国时，德国媒体已开始“提醒”自己的总理在中国“千万不要示弱叩头”。《商报》发表评论，呼吁德国总理应以自信姿态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明确表达德方诉求，卑躬屈膝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笔者相信，默克尔那时候，德国媒体是不会提醒自己的政府首脑在中国不要“卑躬屈膝”的，因为当时德国与中国的实力对比无须让人有这种担忧。如今德媒这般提醒，恰恰说明德国的实力已经式微，中德（欧）关系的主次位置已发生逆转。
此外，欧美在看到与中方合作能带来机遇的同时，似乎仍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社会内部裂变的可能性上。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可能出现失误和偏差的侥幸心理，并不能改变自身制度的颓势。
中德关系如今有了新的开端，双方最大的共识是“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此基础上，中方在追求合作双赢的同时，也要知道如何用“基于实力”的态度来应对“基于规则”的玩法，在互惠互利的同时保持战略主动。